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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21-02-26 00:39: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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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标题:专访|纪录片《藏家》总导演车爱琳:“骄傲之后,请回到人间”

1月13日下午,与纪录片《藏家》总导演车爱琳约定见面。刚一坐下,她率先发问,“我要先问一个问题,你最喜欢哪一集?”

“第四集。关于徽派歙州砚台传承第一人周小林的内容。”我回答。

她顿了顿,微微笑着,又说:“果然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”我反问了她同样的问题。经过很久的沉默,她回道:“你是第一个问我这个问题的人,我最喜欢的是……第五集没有播出的版本。”

车爱琳最喜欢的第五集《明心见贤》,讲述了台北收藏家何国庆收藏明代先贤书法墨宝的故事。未播出版本长达50分钟,远远超过了《藏家》单集时长25分钟的设定。于是,她只能割爱,再次剪掉25分钟,才与观众见面。

纪录片《藏家》,到底讲了什么?

《藏家》分为六集,每集讲述一位中国收藏家的故事。这些“藏家”都是老先生,与新中国基本同龄,平均年纪在70岁左右,包括收藏戏服的陈申、收藏瓦当的任虎成父子、内画大师王习三父子、收藏歙州砚台的周小林和收藏明代书法的何国庆,以及珍藏早已被淘汰的国产收音机的邱健球。他们穷其一生,投入无数的时间和金钱,用一己之力搜寻着他们热爱的瑰宝,成为了“藏家”。

车爱琳和团队从2018年7月开始策划,历时两年制作完成,于2020年12月8日-12月13日在央视纪录频道CCTV9播出,2021年元旦复播。制作团队用摄像机走进六位收藏家的生活,“寻找藏的初心,家的根源”。

“你知道我看完《藏家》之后,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?”我终于要开始提问了。

“你先不要说哦,让我猜一下!”……

小众藏家

收藏门类各异 内容多元

2018年7月,车爱琳接到了《藏家》的项目文案。那时,陈申先生和王习三先生已经确定参与拍摄。之后两个月的时间,依靠着车爱琳和团队中不同的记者早年采访所积累的人脉关系,团队不断增加拍摄人选,最终有十余位收藏家进入备选范围。

两个月的时间,车爱琳只做了一件事,就是确定最终要拍摄的收藏家。当时,他们还曾计划拍摄收藏家马未都,但经过反复考虑,认为观众对他的熟悉度比较高。最终决定只拍摄较为小众的收藏家。

最早被确定下来的收藏家有五位:陈申,摄影史学者和中国戏曲服装的收藏大家,三十年间走访各地,搜寻不同种类的中国戏曲服装,如今收藏量达五百余件;71岁的任虎成是中国瓦当收藏大家,收藏瓦当的数量高达八千余件,涵盖了瓦当的全部类别;王习三先生,当代最杰出的内画艺术大师,在河北衡水创办了“冀派内画”;周小林,“歙砚第一人”,他收藏的三百余方歙砚,承载着徽州的文脉;台北收藏家何国庆,被称为“中国万历文化复兴的引领者”,他收藏的明代先贤的书法墨宝,涉及明代思想、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艺术等十余个领域,人数高达一千两百位。

尽管五位收藏家门类各异,他们的藏品都是中国灿烂文明的一种凝练,但是车爱琳导演希望纪录片的内容能够更加多元,“我希望种类上可以搭配一下,能够再找到一位藏家可以和现代接轨,这样的脉络会更加完整。”

车爱琳在微博上看到了“中国第一家收音机博物馆”。她经过了解后认为,“收音机承载的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过程,当时的科学发展不如西方这么快,我们的无线电是在他们有工业革命之后,在裹挟下不得不进入工业革命。我们的无线电就是在这样的历程中出现的,我们先模仿、山寨抄袭,最后自主创新。”

于是,他们找到了邱健球。邱健球用“不同品牌的国产收音机,为中国撰写了一部电子工业发展史”,他将个人收藏的2000多台国产收音机,捐赠给中山博物馆。因此,中国第一家收音机博物馆在广东中山市落成。

六位藏家应邀拍摄,车爱琳的团队自此开启了长达两年的制作。

无旁白解说

不吹嘘、不夸张、不宣扬所谓的伟大

“我们不做什么?”在拍摄之前,车爱琳这样问自己。

最开始,团队更倾向于常规的科教类纪录片,着重讲述收藏家个人是如何找到藏品以及藏品本身的故事。而车爱琳根本不想做常规的命题纪录片,更不想把重点只放在藏品上。“如果片子用那么多解说去介绍藏品,那就不需要拍摄这六位收藏家了。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去故宫拍藏品,那里有拍不完的珍宝。所以,在我们的片子里,藏品只是帮助我们理解藏家的媒介。”

车爱琳回答了自己的问题。最终,这次的纪录片“不做说明文”“不吹嘘、不夸张、不宣扬所谓的伟大”“不做分不清主次的故事线索,要在人物和藏品中游离”。

因此,《藏家》成为了车爱琳导演生涯中制作的第一部无解说的纪录片。

使用解说词的方式,某种程度会让观众感觉距离他们有些远,而《藏家》则是让藏家去诉说自己的一生,“听到他们的声音,就像听我父亲的声音一样。我觉得纪录本身更重要,而不是去描述他的功绩。我也希望观众可以自主地去共情,去感受。”

无解说,意味着画面要更加丰富,拍摄素材要更加全面。团队原定的单机拍摄计划不能满足无解说的要求。车爱琳坚持再加一个机位,变为双机拍摄。“双机拍摄是为了保证画面的灵活度和丰富度。当他们坐在镜头前讲述时,单机的画面会过于单调,我们需要让画面有变化,不然观众在观看时会觉得无聊。现在大家的时间太宝贵了,别人为什么要花25分钟的时间看这个故事?我们一定要对观众负责,不能让他们看完一无所获。”

多一个机位,意味着多一件器材,多一位摄影师,更意味着项目预算超支。更让车爱琳没有预想到的是,原定一年的拍摄周期远远不够。他们做拍摄计划时,没有考虑到老先生们需要很长时间的休息。老先生们中午要午睡,睡到下午两三点才能继续拍摄。所以,每天的拍摄时间只有六个小时。

何国庆先生也习惯每天午休,但拍摄时他主动表示要放弃午休时间。何国庆的儿子跟车爱琳说:“他总是会说没关系,但他每天都要午睡的。”此后,团队便尊重老先生们的午休时间,就算谁打算坚持拍摄,团队也会要求关机暂停,让他们去午睡。

“何先生只要一来北京,我们就要去拍摄。还有周小林先生,我们每一个季节都去拍摄,你可以在片子里看到春夏秋冬不同的场景。”寒来暑往,拍摄周期整整延长了一年。

车爱琳把项目预算全部花完又自掏腰包,才顺利完成了《藏家》的拍摄。

拆解重建

接近他,超越他,还原最真实的他

“我们要做什么?”是车爱琳的又一问题。

《藏家》不想以常规的视角讲述,要把看到的藏家真实地展现给观众。现在许多人对收藏家有着很深的刻板印象,以为他们只是一群有钱有闲的人,收藏只是他们的兴趣爱好而已。

车爱琳要打破这样的形象。什么是藏家?经过观察,她梳理出了藏家不同的阶段:收藏家最初的目的,很可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。之后,藏品达到一定的量,又有一些事情促使他们的人生有了变化。像何先生最开始有了王阳明的真迹,挂在家中让友人来欣赏夸赞。但是,直到他的父亲去世后,他才开始回望这件事,认为要再买些藏品,并且不断地学习……渐渐地,他们把收藏当作爱好,成了一种社会责任,也成为了他们个人的使命。

除此之外,因为收藏,他们又找到了自我。“一个人从热爱到着迷到痴迷,这是一个人升华的过程。他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,他们最初并没有想过自己对社会或者历史产生怎样的价值。因此,我们在看他们时,不用受制于这些藏品,不论是砚台也好,还是戏服也罢,都不重要了。他们只是用一生精力,找到了自己。”车爱琳讲道。

老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,终日埋头钻研,直到车爱琳的出现,让他们看到了自己作为藏家的“高度”。在台北拍摄何国庆先生期间,车爱琳将自己以上的感悟讲给了他。

“何先生,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已经到了一个高度吗?”车爱琳说。

“什么高度啊?”何先生问道。他听完车爱琳的感悟,又讲,“哇!真的吗?那我好棒啊!”

过了会儿,他又问:“爱琳,我真的有这么好吗?”

“我觉得挺好的,我很羡慕你们。”她回答。

“我从没觉得,但是听你说完,我好喜欢你说的这个人哦。”何先生笑道。

车爱琳形容自己是“拆闹钟的人”,“我需要把闹钟拆开放在桌子上,就能看到一个个细小的零件,我再将这些零件按照我的方式重建它们。”

周小林先生是被“拆开”又“重建”最彻底的藏家,他的故事也是最纯粹的。这一集开篇便是周小林先生拿着一块黑石,他感慨道:“这样的黑石,我看了一生,怎么都看不够。”这一集纪录片要表述的就是,周小林所做的事情是中国古徽州文明里重要的载体。

那么,面对这样的藏家,要如何拆解重建呢?他们不停地拍摄,此为拆。拍摄周小林吃饭、回答问题、工作……打破着原有预设的想象。剪辑就是重建,立场要保持公正、公平和客观。

“我要重建的立场是,他首先是普通人,之后才是他的收藏对整个文明体系有什么价值。因此,不能凭个人喜好去重建,个人的喜好太浅薄。我们的重建就是尽可能接近他,还要尽可能超越他,还原最真实的他。同时,我还要点醒他,告诉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样。这就是我的工作。”车爱琳分析道。

赤子之心

学习,是老先生们每天的功课

其实,车爱琳在明白到底要做什么之前,经历了漫长的迷茫期。

从2018年7月开始,一直到2019年12月,她都找不到需要告诉观众最关键的点到底是什么。“刚开始太苦恼了,就像是明明知道观众特别喜欢的‘甜点’在屋子的正中央,可是它的外面是一层一层的门。我们必须要不断打开门,才能得到观众最关键的点。而在这之前,所有的人都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在拍摄。不过,我们团队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沁润。我们就记着,要让观众受益。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感动,怎么让观众感动呢?”车爱琳讲道。

而2019年12月,车爱琳一下子得到了“甜点”,是因为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杨儒宾讲的一句话。

“我一直试图去理解何国庆先生做的事情。以何先生的经济能力,去收集流散在全球的明代先贤的墨宝,然后把它们保存下来,这件事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?”车爱琳回忆自己的提问。

杨教授反问了一个问题,“爱琳,我请问你,你要是把这些先贤全部从中国历史上去掉,我们做中国人还有意思吗?我们该拿什么去教我们的孩子呢?”

她听完之后,明白了何国庆先生——他更像一位“使者”,专门和明代人打交道,帮助我们连接古代,传达他们的精神。尽管杨教授的话“对于整个六集的内容可能不是最要害的”,但是他点醒了车爱琳。她思考着,当观众看完六位老先生的故事之后,能够明白我们的民族文化是特别的,是能够让我们骄傲的。但是骄傲完了之后呢?

“骄傲之后,请回到人间”,这是《藏家》给出的答案,不是让观众看完之后骄傲,是要让观众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。“骄傲只是很短暂的,我们要行动,至少从学习和了解开始。”

《藏家》中,瓦当收藏大家任虎成和内画艺术大师王习三,都将一生所学传承给自己的儿子。

任虎成先生曾是修了一辈子古代建筑的泥瓦匠,在过去的三十年间,任虎成与儿子任军宜将个人积蓄几乎全部用于收藏瓦当。据他的儿子任军宜说,任虎成身上的病实在太多了,心脏病、胆结石、高血压、冠心病……“我们能想象到的病,他基本都有”,但是任虎成先生“一修复瓦当,有时就能修到凌晨一两点”。

2010年,中国第一个“秦砖汉瓦博物馆”在西安建成,任虎成的儿子任军宜担任馆长。“古代文物中文字的清晰度能达到瓦当这种程度的,几乎没有。这里展出的瓦当,能让人们更好地体会到秦汉的书法篆刻。”

在《藏家》的镜头中,王习三先生站在儿子王自勇身旁,教他画下传神的内画烟壶,“画山水,要靠‘云气’。风向要注意,不能让人看出是逆风了。让人挑不出毛病,那才算是一个上乘的作品,人家把烟壶拿在手里,越琢磨越心旷神怡,越看越好。如果越看作品毛病越多,人家就扫兴了。”

儿子王自勇也帮助父亲完成了愿望,父子二人创办了中国唯一的内画烟壶博物馆,将个人的千余件内画烟壶收藏分享给大众。他们共同撰写的《中国内画图典》,也成为内画艺术第一部权威性参考文献。

学习,是老先生们每天的功课。虽然在人们眼里,他们已是步履蹒跚的老人,但是他们勤奋学习的态度却丝毫未减。“春风无一事,妆出万重花”,在车爱琳看来,这六位藏家就像是春风一样,没有任何功利心,给我们的世界装点出“传承”的花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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